在變動與滲透之中思索韌性：從認知作戰到媒介存有論的傳播研究視野
在今年年初重回白宮的就職演說中，美國總統川普宣稱將發起「常識革命」（revolution of common sense），拒絕陽春白雪的菁英觀點與詰屈聱牙的理論術語，改以下里巴人熟悉的日常語彙與素樸思維治國。他的言外之意透露的是，面對當前政治經濟困境，體制內產官學媒那套沿襲已久、高來高去的論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超克後真相（post-truth）困境的解方，也無需費事外求，口無遮攔、直球對決的有話直說，遠比動不動就要求相互主體性或親炙他者等等所謂的溝通更為有效。川普要他的支持者相信，只要是他們聽不懂的話語，多半是假話，與他們當下慣性思考相左的推論，則必然是搞亂真相的意識形態。
誠然大智若愚、美言不信，但是常識真是指引走出混沌世局的隧道末一束光亮嗎？其實重視常識並非自今日始，亦非新右派獨自發明，只是歷史總是諷刺地搬演。二十世紀上半葉新馬克思主義興起時，對錯估革命條件的傳統唯物分析痛定思痛，從此不再忽略或低估文化等上層架構，並正視上下層結構的多元決定辯證關係與相對自主性。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影響，這群批判資本主義的左翼前輩們發現，常識在文化霸權建立與鞏固過程扮演關鍵的角色，原來，政權與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不能只靠槍桿子的威嚇恫嚇，最有效方便的方法是深植人心，讓人們視統治的模式與世界觀為理所當然。一旦權力關係被自然化，被統治者無需逼迫，也會自動或自願地服從。
藉由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新左派辛苦力爭文化霸權與常識的重新形塑機會，卻終究抵不過佔得既得利益的新右派四兩撥千金。四十多年前，佘契爾首相嘲諷社會太抽象，沒人知道它是什麼，雷根總統則輕鬆地辯解好習慣不易改變。如今，川普既明確又彈性地捍衛常識，凡是企圖改變他們所珍愛的現況，都是假政治正確之名的偽道學，而革除他們所痛惡的現象時，維護現況者卻成為違背或扭曲常識的野心分子。
當代媒介環境與政治體制正面對如此詭異的常識木馬屠城，民主危機不僅在政治場域發生，更在乍看與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日常生活中醞釀蔓延。有心人藉由輕飄飄的常識與市井碎言，發起戰也不是、不戰也不是的文化戰爭，希望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嚴肅對待與回應民主的威脅時，輕者被嘲諷為認真就輸了、拿雞毛當令箭、或菁英心態不信任一般民眾的判斷能力，重者則被加諸破壞言論自由、遂行威權統治的罪名。利用言論自由以破壞言論自由，透過民主政治的縫隙漏洞以顛覆民主政治，是現在進行式，很難否認如此問題的存在，也有不少人憂心忡忡，問題是，我們對其中哪些是助長民主的異議溝通，哪些是偷渡臥底的操弄常識？不是所知甚少，就是莫衷一是。
是不是該相信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自我篩選與自我改進能力呢？本期學刊包含三篇「傳播研究與民主社會抵抗力」的專題論文與三篇一般論文。綜整六篇涵蓋認知作戰、數位威權、AI生成新聞、OTT產業競爭與媒介哲學基礎的論文，從三個主軸探討當代傳播研究於民主社會中所展現的反思能力與批判潛能，有憂心、也有期待。
一、民主社會的抵抗力與認知作戰的多模態轉變
由連祉鈞撰寫的〈臺灣民主韌性的挑戰：重審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指出，面對中共認知作戰策略日趨多樣與滲透，傳統對「認知戰」的理解已不足以應對實際情境。透過引介「政治水平傳播」的多模態框架，本文不僅將中共以社會破壞型技術進行的心理滲透操作納入觀察視野，更釐清這類技術應排除於言論自由的保護範疇之外。在此基礎上，連文從理論、方法與實踐三方面，對臺灣本土如何建立民主韌性提出系統性思考，顯示出傳播研究在面對跨國威權滲透時，亟需發展新的概念工具與倫理界線。
與此呼應，顏瑞宏在〈當政治體制成為轉轍器〉一文中，對「策略溝通」概念的本土化進行比較分析。透過回顧美國主導的策略溝通典範演進，並對照俄羅斯的訊息戰與中國的輿論戰，作者指出威權國家並非照搬西方經驗，而是在其權力邏輯與政治文化下重構策略溝通實踐。透過時間性（時間控制與資訊發佈）、受眾定義、權力操作手法等面向的解構，本文突顯威權體制如何將策略溝通轉化為治理與操控的工具，對民主社會構成系統性威脅。
更具實證性的是陳靜君與鄭中堂合作的〈紅色社群媒體來襲！〉。本研究以臺灣Z世代為對象，應用預測編碼理論分析中國社群媒體如何透過演算法與文化語彙操弄青年族群對假訊息的辨識力。研究顯示，頻繁使用抖音、小紅書、微博等平台的使用者，在政治知識與語言判斷力上呈現顯著弱化，並因此降低對假訊息的分辨能力。此一結果不僅補充了認知作戰實踐的心理機制分析，更指出傳播科技不僅是中性的媒介工具，而是介入認識世界方式的結構力量。
二、生成式AI與產業失衡：數位創新的希望與焦慮
在生成式人工智慧加速滲入新聞產製流程的背景下，林照真在〈是科技創新、還是經濟動機？〉一文中，以質性訪談方式分析臺灣新聞媒體如何引入ChatGPT技術。研究發現，儘管AI具備創新潛力，可提升新聞產製效率與數位轉型能量，但其實際應用往往受限於新聞產業的商業邏輯與生存壓力。多數媒體機構使用AI重點放在大量複製、改寫高點閱新聞，以提升產出速度與點擊率，導致「內容商品化」的加劇。此現象提醒我們，若缺乏倫理規範與公共價值導向，AI將淪為資本邏輯的工具，而非新聞專業的助力。
類似的結構性問題也出現在影音平台的產業競爭上。許文宜以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以社會網絡分析初探臺灣OTT產業生態網絡與失衡〉一文中，指出Netflix等境外大型OTT平台憑藉其資源與社會資本，位處臺灣OTT產業網絡的核心位置，而本土業者則多位於邊緣。在此不對等的結構中，若未透過政策支持、區域合作與IP保留策略加以平衡，將導致本土產業失去自主性與文化再現能力。本文主張應將OTT視為國家戰略產業，透過社會資本的「結構資本—關係資本—核心資本—政策資本」循環，強化臺灣在全球數位文化競爭中的位置。
三、從理論邊界到技術存有：重新思索媒介的存在意義
在前述實務與制度層次的分析之外，謝杰廷的〈媒介學的（不）理論〉則從哲學層面對「媒介」進行本體論的探問。透過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與克萊默爾（Sybille Krämer）的思想，本文指出媒介學所挑戰的並非只是西方哲學對技術的排斥，而是對知識生產與文化構成的根本反思。媒介與技術皆起源於「在中間」的存在意義——它們既非單純傳遞的內容，也非純粹工具，而是形成認知、塑造知識與賦予意義的前提條件。這樣的理論觀點為當代媒介研究提供了去中心化、去主體化的思考方向，也能揭穿常識的偽自然性與「在中間」特質，有助於回應今日技術與權力交錯的複雜現實。
結語：從批判理論到實務策略，重構傳播研究的多重抵抗戰線
從上述六篇論文可見，當代傳播研究正在跨越「傳播即訊息傳遞」的狹隘範疇，轉而回應政治體制、技術結構與文化哲學的多重挑戰。無論是針對跨國認知作戰的策略拆解、數位平台權力的生態觀察，或是媒介本體的哲學探問，均顯示傳播不僅是民主社會的反映面，更是其防禦機制與文化再生的關鍵基礎。媒體不僅影響我們看什麼，也「在中間」影響我們怎麼看。「常識革命」可能有利於打贏文化戰爭，卻不見得有助於民主的深化。未來的傳播研究，也許得結合理論深度與實務敏感度，既能看穿常識的魔障、又能舉重若輕地化科普為新常識，才能在資訊操弄與數位威權崛起的浪潮中，為民主社會打造更具抵抗力的知識與行動網絡。
專題導言
客座主編 傅文成
在全球民主社會面臨資訊滲透與操弄挑戰的當下，傳播已成為守護民主的重要前線。許多國家深受假訊息與認知作戰的衝擊，對選舉、公眾信任與民主機制造成威脅。同時，民主國家必須在維護言論自由與防堵虛假資訊間取得平衡。歐盟等國際組織已將打擊不實訊息、強化民主韌性列為優先任務；俄羅斯對歐洲發動的大規模假訊息戰亦凸顯此挑戰的跨國性。可見，「傳播與民主韌性」並非臺灣獨有的課題，而是全球民主共同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長期面對鄰近威權體制認知作戰威脅的臺灣，具備前線經驗與學術洞見，學界亦積累了豐富觀察與研究。本期《台灣傳播學刊》特刊以「傳播與民主韌性」為題，匯聚相關研究，以期提供前瞻視野與實務啟示。三篇論文分別從概念、比較、實證層面剖析傳播如何成為民主抵抗滲透與操弄的防線，並體現臺灣研究對全球民主韌性議題的獨特貢獻。
首先，連祉鈞的〈探析與重審中共對臺的認知作戰：多模態框架視野重構下的跨領域傳播〉提出「多模態認知作戰」與「水平傳播」概念，揭示中共對臺認知攻勢中多模態資訊結合的策略，提醒民主社會慎思反制敵對資訊操弄與維護言論自由的界線。此研究豐富了認知作戰理論框架，為民主防禦資訊戰同時維護開放價值提供了重要省思。
顏瑞宏的〈當政治體制成為轉轍器：西方策略溝通概念在威權國家的本土發展與分歧〉比較民主理論與威權政體在策略溝通實踐上的差異，分析中國與俄羅斯如何將西方理論本土化為威權資訊戰體系。政治體制猶如轉轍器，引導傳播策略的走向：民主強調透明對話，威權則操控資訊塑造政權敘事。此宏觀視角凸顯了不同政體在資訊戰中的結構性落差。
陳靜君與鄭中堂的〈紅色社群媒體來襲！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假訊息操弄如何影響臺灣Z世代〉以700份問卷結合預測編碼理論，實證分析中國「紅色」社群媒體假訊息對臺灣Z世代的影響。發現越常使用抖音（TikTok）、小紅書、微博等中國社群媒體，會影響年輕世代對兩岸用語的判斷力與政治知識水平，同時，也會進而降低辨識假訊息的能力。此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凸顯數位原生世代在資訊戰時代的脆弱面向，強調提高媒介素養以強化民主韌性的迫切性。
綜觀三篇論文，它們從理論、對比、實證三方面勾勒出傳播在民主韌性中的關鍵角色。傳播管道既可能被威權勢力當作滲透途徑，也可成為民主社會的防護網。臺灣學者憑藉自身處境，從多模態認知戰框架、策略溝通政體比較到年輕世代與假訊息等研究，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寶貴啟示。足證民主韌性的培育有賴傳播領域的不懈耕耘與創新。面對當前威權挑戰升高，冀望本特刊拋磚引玉，促進更多跨國對話與合作，健全資訊環境、提升民主體制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