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刊的編者，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傳播研究能否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求？關心之中，不免也有幾分擔憂。近年來，學院增加不少管制機制，升遷、薪給和評鑑往往綁在一起，而評鑑重視發表。在各顧性命的情勢下，會不會產生一些負作用？諸如以量取勝、過於講究發表的策略等；又，本地學術會不會成為主流潮流的註腳？說得更白些，研究是否只是升等、評鑑的資料，而不再在乎學術對話的意義，甚或無法為社會提供有用的知識？果若如此，研究也就和社會脫節了。

本期所錄李紅濤〈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對傳播領域研究所教育中獎懲機制的探索式觀察〉一文，正明白地勾勒了當代學術只重發表而產生的種種奇怪現象，讀來觸目驚心。這篇論文雖是介紹大陸的場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也有同樣的趨勢，只是以不同形態出現而已。我們的確要深自警惕，勿令學術成為一場交易，更不能讓年輕學者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悄悄淪落為生產者，學問不精不說，只怕從此喪失了對知識的熱忱。

傳播、資訊已成社會發展的關鍵，在此同時，「學術有沒有用」這個問題也更加急切。社會對學術的要求向來直接明白，無法回應社會需求的學門，不管累積多少篇TSSCI、SSCI，都不會贏得社會的尊重，更糟糕的是，它還可能成為時代的恐龍。

但是，跟隨時代潮流，也必須小心過猶不及。身處劇變的當口，我們容易為奪目的浮光掠影所迷惑，而無法掌握事物的深層結構；再加上發表的壓力，逼人追求短效、急功近利，更易忽視了變化的本質。

在變與不變間，如何拿捏，是當代學術的重大議題。我理想中的學刊，應該反映這個變與不變的平衡點。本期刊登的其他幾篇論文，正好呈現了傳播領域的各種光譜變化。

蔡琰、臧國仁〈老人接收新聞訊息之情感與記憶〉一文，開拓了新視野，也符合傳播研究對人生各階段傳播行為（life-span communication）日漸重視的走向。尤其，在人口快速老化的台灣，老人的傳播行為以及他們對於傳播的需求，確是重要的議題。

孫曼蘋、何靜嫺〈台灣主要報紙經營策略之分析：以《民生報》停刊為觀察點〉一文由經濟和傳播學者共同合作，試圖對台灣報業的生態提出分析並提供建議。本期出刊時，正逢《中國時報》大幅裁員，媒體環境之動盪，已呈排山倒海之勢。這篇論文，應可供應變之參考。

王毓莉〈中國新聞輿論監督之研究：一個政治經濟角度的分析〉一文，乃提供我們持平地認識大陸傳播與政經實況的踏階。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發展，對於大陸的研究十分重要，這也是從旁貼近本地社會特殊時空背景及現實的必要管道。

有些議題則是永遠的。例如孫志硯〈陽剛特質與媒體職場的性別化實踐：以報社攝影記者的工作為例〉一文，將性別研究置放在新聞的情境，一方面呼應性別研究的認同問題，一方面也促使我們反省傳播專業隱而不顯的特質。另如胡婉玲、蔡明宏〈重建使用創新性、使用擴散與創新採用意圖關係之實證研究〉一文，解析使用創新性來自好奇心及創造力技能的異質組合，深一步開發了我們對於使用者及「創新」這個當令議題的瞭解。

種種跡象顯示，傳播研究和教育正面臨歷史性之巨變，為站穩腳步、前瞻進取，我們實有必要對未來多作一些思考。針對未來的傳播研究和教育，編委會透過了非正式的訪談，蒐集多位學者看法，本期亦登出訪談大要。配合訪談，傳播學會理事長趙雅麗教授撰寫一篇短文〈傳播，「準備好了」嗎？〉或者也可以問：如何使傳播研究和教育，跟得上時代的?步？對此，我們認為重點不在提出答案，而在指出值得傳播社區共同思考的題目。

鍾蔚文